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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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
豆瓣评分:★★★★☆ [2金币]
《千年悖论》张宏杰出版的第一本书。本书为《千年悖论》全新修订版,其中收录了作者写作初期大部分优秀的 “历史文化散文”作品,及其早年关于历史写作的两篇采访,并配以精美插图。
书中,作者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和叙写了曾被历史和他人书写、评介过多次的诸如吴三桂、曾国藩、慈禧、朱元璋等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及中国的科举制度、残忍的酷刑、满族的汉化、隐士的真相等历史事件,探究了特定时期的人性,给人以新鲜的阅读体验和发人深省的思索。

对于历史人物的叙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张宏杰自有一套独特的感觉结构。他以冷静细致的笔法,入木三分的刻画,像写自己身边极熟悉的朋友一样,书写了同处时代裂变下的各色人物的起伏人生,探索了历史剧场里的人性浮沉,引人深思的同时,也让人对标签化的历史人物多了一份理解和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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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详情

关注“人性”的书很多,但从历史的剧场里洞察人性浮沉的为数不多。历史学者张宏杰以平等、悲悯之心,对待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如吴三桂、曾国藩、慈禧、隐士们等),设身处地地同他们一起思考,书写他们的生存困境。写他们如何应对生存的世界和自我,如何拼命挣脱时代的枷锁,经历了怎样的精神震荡和灵魂撕裂,之后又怎样一步步走向世人皆知的人生结局……鲜活地再现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对古人勇武、高雅与坚强的追思。

从张宏杰文字中可以发现,他致力于探索每一个历史人物或群体的底色,从帝王、朝臣到平民百姓,从掌权者到社会边缘人物,从男性到女性,从个人到群体,描写了多种不同的人格结构,他们的共性问题是都面临着时代赋予的或自我性格造成的生存困境,不同的是困境下的选择,或坚守,或转变,或对抗,或偏执,或固步自封,或随波逐流,每一种都潜藏着命运的玄机。在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标准去评判,在善恶纠缠中体现出的生命的挣扎、生存的艰辛以及与时代洪流之间的拉扯才是*值得品味的地方。因此,跟随张宏杰的独特视角去观察历史人物,我们会发现那些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与以往的描述迥然不同,甚至颠覆了以往的认知,但不可否认地是他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丰盈,更多呈现了历史人物的底色,带给读者更多有益的思考。

此外,书中保留了作者的一篇自序,是对文学青年时期的追述。结合自序,再读作者的文章,读者能从中看到作者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和个性逻辑,及其作为历史学者沉浸于史海中探究人性的喜悦与兴奋。

 

内容简介

《千年悖论》张宏杰出版的首本书。本书为《千年悖论》全新修订版,其中收录了作者写作初期大部分优秀的 “历史文化散文”作品,及其早年关于历史写作的两篇采访,并配以精美插图。

书中,作者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和叙写了曾被历史和他人书写、评介过多次的诸如吴三桂、曾国藩、慈禧、朱元璋等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及中国的科举制度、残忍的酷刑、满族的汉化、隐士的真相等历史事件,探究了特定时期的人性,给人以新鲜的阅读体验和发人深省的思索。

对于历史人物的叙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张宏杰自有一套独特的感觉结构。他以冷静细致的笔法,入木三分的刻画,像写自己身边极熟悉的朋友一样,书写了同处时代裂变下的各色人物的起伏人生,探索了历史剧场里的人性浮沉,引人深思的同时,也让人对标签化的历史人物多了一份理解和悲悯。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给曾国藩算算账》等。

 

精彩书评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报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

——莫言(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看过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的“严肃的”,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妨,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于野孤禅,成全某些国人崇尚“厚黑”的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张越(主持人)

 

目录

序:当历史扑面而来…莫 言

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人 物

 

无处收留:吴三桂

曾国藩:意志力的化身

女人慈禧

为朱元璋画像

 

事 件

科举之路:千年悖论

酷刑:残忍的游戏

回首爱新觉罗们

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

神女生涯:柳如是与顾眉

隐士们

 

话 语

 

别管我叫作家

“通俗历史”的“启蒙作用”

出书记(代后记)

 

 

精彩书摘

曾国藩:意志力的化身

 

曾国藩以他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梁启超在形容自己时,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把“梁启超”这个人身上所含的“趣味”元素抽出去,那么所剩物质就无几了。借用这比方也可以说:如果把“曾国藩”这个人身上的“意志力”元素抽去,那么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成分。

 

 

虽然有巨蟒转世的传说,实际上乡塾教师曾麟书的这个儿子只是个极普通的孩子。老曾家的人里向来缺乏俊秀之才。曾麟书终生苦读,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补上个秀才资格,在读书人里算是比较笨的了。曾国藩本人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考了九年,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便可以看出他天资的平庸。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便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康有为幼年颖异,有神童之誉。而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令曾国藩望尘莫及。曾国藩也常说自己“吾生平短于才” “秉质愚柔” “称最钝拙”,这些也并不完全是谦词。

曾国藩的家乡白杨坪,处在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风景不恶,但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曾国藩在诗中说这里“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有史以来,在曾麟书之前,这里连个秀才也没出过。

一点也看不出一个震古烁今的大人物将要从这里走出去的迹象。

 

 

曾国藩自拔于流俗,得力于他身上那种湖南山民特有的质朴刚健气质。

恶劣的自然条件,压不垮湖南农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封闭的环境里民风朴拙,人们没有别的生计,只知道下死力种田。中国农民的自我克制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艰难的生存磨炼了他们的顽强和坚忍。虽然只有一个小院,数间茅屋,巴掌大的土地,但是一家人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春种秋收,喂猪养鸡,一时一刻也不愿白白放过。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亩薄田,侍候得无微不至。虽然艰苦的付出和微薄的收获不成比例,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好饭,穿不上几件好衣,可是他们从来不知报怨,一个个乐观知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说,看一个家庭的优劣,不是看是否贫穷,而是看是否有奋发的气象。只要有“兴旺气象”,这个家庭总有出头之日。这便是来自他自身的经验。

和普通农家相比,曾家家风更为严峻。祖父曾玉屏虽然不大识字,但是有主见有魄力,性情刚烈,为人严正,在乡里很有威望,哪里有纠纷总是找他排解。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曾国藩继承了他祖父刚直强毅的性格特点,他对自己的祖父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在家书中,常常谈到祖父的言行,奉为圭臬。“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就是这个山村里朴实本分的孩子。在严峻的家风督促下,他从小勤奋刻苦,虽然天资不太高,但由于拼命发愤,在连考七次之后,终于考上了秀才。次年中举,再经过三次会试,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中进士,成功地走完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他带着农家子弟的天真拙朴和吃苦耐劳精神走进了人文渊薮——北京。

中进士之前,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日夜苦读,只为了能有出头之日,对儒学的大道理,并没有时间去研究。中了进士,进了翰林院,他才发现自己学问修养毫无基础,“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中来。”在藏龙卧虎的翰林院,他见到了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大儒们的高美仪范,知道人可以做到“浑然如天地,粹然如和风”的境地。他下定决心要弄通人生大道理,奋发向上,使自己的一生得到最完满、最壮美的实现。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儒家的人格设计为这种心理倾向提供了最理想的释放途径。儒家学说认为,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超凡入圣”,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

这样一个壮美的人生设计虽然极为诱人,实际上却带有浪漫空想的色彩。“圣人”是一个超自然的概念,“学做圣人”便是个超越自我的过程,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要求人把自然欲望压制到最低限度,每时每刻都严格控制自己的思想,使它不能逸出于儒学规范之外,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有的人虽然用圣人之言敲开了仕途之门,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所谓圣人之道;有的人曾被这个理想激动过,尝试过,终因这种努力非人性所能堪,不得不最终放弃。而曾国藩,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一旦被这个理想所征服,便义无反顾,百折不回,用农民的质朴顽强去践履,终于做出了非同寻常的成绩。

曾国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志不只在封侯,而更在做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在家书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在这个规模基础上,他开始坚苦卓绝地建设自己的人格理想。

曾国藩学习理学家倭仁的修身办法,坚持写日记,在日记中把一天之内的每件事、每个念头都记下来,有点滴不符合圣贤规范的做法想法,都严格地自我检讨,把“恶”消灭在萌芽状态。到朋友家拜客,见到主妇时,“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交谈时,“有一言谐谑,太不检。”都要深刻检讨。甚至做梦时梦见自己发财,醒来也痛骂自己一番,责备自己贪财之心不死。他还学习静坐之法,每天静思反省,不断和自己的私心杂念搏斗。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期望自己十全十美,一言一行都正确恰当;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贪多求快,总想一下改掉身上所有的缺点毛病。不过,和大部分年轻人不同,他有着钢浇铁铸般的执着顽强。翻检他的日记,从那时起,直到暮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对自己痛责一番,每一天都有自责、焦虑、悔恨、恐惧的时刻。壮年之时,为了克制自己的生理欲望,他“日日自苦”,以求“不至佚而生淫”,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作为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损失了许多做人的乐趣。他真是花岗岩脑袋、混凝土脚踵。在那些常人不能忍受的关口,他都忍受过来了。在家书中,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导子侄说:“凡事皆有极困难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他现身说法,“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实际上,儒家的人格理想是一种风险极大的设计,几乎就不具有可操作性。它使人日日如在悬崖之侧,一不小心就跌入人性弱点的深渊之中。自古至今,大多数人逃离了这条险途,或仅仅以此装点门面,或遁入老庄一路。只有曾国藩走得异常老实坚定,他给自己立了这样一个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把自己推入“圣贤”和“禽兽”的两极选择之中,破釜沉舟,不留任何退路。通过这种本质上不合人情的、非人道的方式,他把儒家精神中刚健有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诚慎独等优良品性熔铸到自己身上,涤去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虚伪、阴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达到高尚澄明的境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他以圣人之心为心,行动中没有做作气,虚荣心,自得感。他把行动与本心打通了,自有一番大境界大心胸,是一个真性真情的真男子。

事实证明,这就是“天资钝拙”的曾国藩事业成功的基础。

 

 

前言/序言

序:当历史扑面而来

莫 言

 

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帷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

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他情商极高,善于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能够永远成为人群的中心……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儿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

写历史人物就像写自己身边一个极熟悉的朋友,这种笔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或者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张宏杰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一些特别之处,原因就在这里。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报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也仅仅因为此,那些在历代史书中伟大或者邪恶得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被他还原成了可以信赖的人,与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比如说,在我们心目中汉奸的代名词“吴三桂”三个字,经过他的笔墨滋润,一变而成了一个“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的美男子,一个在战场上冷静、坚决、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经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被扭曲的痛苦灵魂。

这个结论真是触目惊心,但过程却是层层深入的。张宏杰不是刻意地翻哪个人的案,他只是把这些历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伟大或者邪恶的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用人情伦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结果却是顺理成章,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也许我们也不得不如袁世凯那样进退失据,或者如吴三桂那样转脸无情。这些大伟人或者大恶人,其实都是命运之流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和你我一样。在阅读中,你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痛苦、战栗和呻吟。在河北保定的军营中,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培养起了对历史书籍的阅读兴趣,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

把这些作品归到某种文学体裁,是件挺困难的事。这些东西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历史报告文学,甚至还不是人物传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借用张宏杰自己的一句话,“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他对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兴趣里,无疑包含了对自己的兴趣。张宏杰解读古人就如同解读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彻骨。

这本书,如果起个副标题的话,我建议叫作“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人是太复杂的一种动物,其复杂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瞠目结舌。”(张宏杰语)我相信,张宏杰对人性的复杂一定有着科学家般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大风大浪,不会有太多的悲欢离合,体验到的和经历过的事毕竟有限。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想象力也只能在经验的边界里飞翔。因此,人性的侧面在现实中表现得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里,人性却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改朝换代、家破人亡、非同寻常的诱惑与考验、传奇般的危机和奇遇。在张宏杰的这本书里,好像上帝为了分析出人性的每一种成分,他老人家进行了千奇百怪的实验:他把个性色彩反差极大的吴三桂、钱谦益、吴梅村一起放到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看着他们不同的人格结构在共同的历史重压下如何抵抗、伸缩、变形、扭曲、断裂。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这些剧目对上世纪70年代生人张宏杰来说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所以他循着对自己性格和命运的关心闻声而来,来到了这里,做了这冷清剧场内的一个有心的看客。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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