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的历史

点击 世界总史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正版 | [收藏]

虚拟的历史
豆瓣评分:★★★★☆ [2金币]
美国独立战争、纳粹德国的兴衰、“二战”爆发、苏联成立和解体,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可循,还是完全的偶然?《虚拟的历史》首次以新颖的反事实假设深入人类历程,带领读者重新思考历史决定论。

《虚拟的历史》中以严谨的逻辑,对一系列主要发生在20世纪的转折性事件进行了推演,想象这些事件的另一种可能,引导读者去探究:假如重大事件发生了变化,历史又会是什么模样。

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会怎样?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会怎样?一些历史事件其实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其中当事人主观的错误或局限、客观条件等很多偶然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透彻清晰又通俗易懂地对未曾发生的历史构思出了一整套情节,即使是对历史并没有了解的读者,也能在《虚拟的历史》中得到全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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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详情
 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会怎样?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会怎样?

  ◎ 著名金融历史学家以严谨逻辑推演20世纪转折性事件,想象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 首次以新颖的反事实假设深入人类历程,带领读者正视偶然因素的影响,重新思考历史决定论

  ◎ 著名专家何帆、张颐武、北村、吴稼祥、江晓原倾情推荐

  ◎ 《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经济学人》、《商业周刊》等国外媒体热评
内容简介
  美国独立战争、纳粹德国的兴衰、“二战”爆发、苏联成立和解体,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可循,还是完全的偶然?《虚拟的历史》首次以新颖的反事实假设深入人类历程,带领读者重新思考历史决定论。
  《虚拟的历史》中以严谨的逻辑,对一系列主要发生在20世纪的转折性事件进行了推演,想象这些事件的另一种可能,引导读者去探究:假如重大事件发生了变化,历史又会是什么模样。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会怎样?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会怎样?一些历史事件其实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其中当事人主观的错误或局限、客观条件等很多偶然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透彻清晰又通俗易懂地对未曾发生的历史构思出了一整套情节,即使是对历史并没有了解的读者,也能在本书中得到全新的启示。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尼尔?弗格森 译者:颜筝 
  尼尔?弗格森,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著有畅销书《帝国》、《虚拟的历史》、《顶级金融家》、《纸与铁》、《金钱交易》、《战争的悲悯》、《巨人》、《货币崛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还为多家报纸和杂志撰稿。此外,他还为第四频道撰写并制作了五部非常成功的电视纪录片:《帝国》、《美国巨人》、《世界战争》、《货币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目录
版权信息
导言 虚拟的历史:有关过去的一种“混沌”理论
第一章 没有克伦威尔的英国:假如查理一世避免了内战会怎样?
1639年的苏格兰:被放弃的胜利
清教的命运:衰弱和颓败?
英国司法部的重建
斯图亚特王朝:英国的重塑
第二章 英国的北美: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会怎样?
英美历史的必然性
斯图亚特王朝的选择
1688年和1776年:两种类型的悲剧?
“外部原因”论与目的论的不足
战略上的反事实假设
北美内部的反事实假设:殖民地联盟、征税和民主政治
殖民地的反叛
对北美殖民地反事实假设的反驳
被边缘化的、被剥夺的和被压迫的
大西洋两岸的反事实假设
第三章 英国的爱尔兰:假如1912年爱尔兰自治议案得到通过会怎样?
自治想法的由来
解决问题的前景
对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的解读
地方组织下的爱尔兰
和谐的乐土?
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欧洲联盟:假如1914年8月英国“置身事外”会怎样?
反事实设想:英德协约
英国的战争幻想
德国的要求:建立欧盟
大陆问题上的“不承诺”
与托利党的斗争
假如英国没有派出远征军
第五章 希特勒统治下的英国: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
一个早先的反事实假设:非绥靖政策
和平共处: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更糟的想象:攻占英国
关于合作的反事实假设
绝不投降?
第六章 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
罗森伯格的反事实假设
希特勒勾画的图景
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明天的世界会怎样?
第七章 斯大林:战争还是和平:假如“冷战”被避免会怎样?
假如美国没有原子弹会怎样?
假如西方情报机构没有被渗透会怎样?
假如斯大林接受了西方关于“势力范围”的定义会怎样?
第八章 “卡梅洛特”的继续:假如约翰·F·肯尼迪还活着会怎样?
肯尼迪神话的起源
第二次解放
美国最漫长的战争
假如肯尼迪还活着会怎样?
第九章 没有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会怎样?
意识形态(及其理论专家)的末路
经济危机的政治
西方对苏联瓦解的反应
最后的石油危机
后记 虚拟的历史:1646~1996年
致谢
撰稿人简介
媒体评论
  本书写作如行云流水,趣味十足。 

  ──《泰晤士报》 



  一个才华横溢、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团队运用反事实假设,对一系列以20世纪历史为主的转折性事件作了思考与解释。《虚拟的历史》的意义值得每个历史学家思考。 

  ──《每日电讯报》 



  这本书是一道令人大快朵颐的学术大餐。 

  ──《星期日邮报》
前言
  后记 虚拟的历史:1646~1996年
  尼尔·弗格森
  在詹姆斯三世1701年9月登位的3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很容易为此后的现代历史而沾沾自喜。用“事后诸葛”这面透镜来回观过去,我们常常会禁不住假设斯图亚特王朝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在17世纪,它成功地抵挡了在欧洲其他地区造成许多动乱的宗教、政治风暴。我们也许可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詹姆斯三世,或许更多的归功于他的祖父查理一世。但历史决定论认为他们的功绩都已预先注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绝不应该低估偶然性与机遇(亦即数学家们所说的“随机行为”)的作用。
  比如,假如我们再回溯得久远一点——1639年6月查理一世在邓斯洛战役中战胜了苏格兰誓约派,我们会明显看到斯图亚特胜利的偶然性。事后诸葛的聪明再加上对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查理的军队比特维德河对岸的苏格兰军队规模更大,装备供应也更充分。我们也知道国王在邓斯洛的胜利对于誓约派、苏格兰议会和苏格兰教会都意味着致命的打击。然而,查理的指挥官们并不像现在的我们这样对此了解得如此清楚。正如约翰·亚当森指出的,在初次面对莱斯利的苏格兰军队时,霍兰伯爵强烈地希望撤退。
  当然,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提反事实假设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们不妨冒险一试。假如查理在关键时刻退缩并和苏格兰达成某种协议会怎样?似乎很明显的一点是,他因此将陷入一个多世纪以来王权所面临的最尖锐的政治危机。他不仅将受制于一个好战的教会与顽固的爱丁堡教会,还会让他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反对者暗中叫好。
  当然,在对历史的回溯中,我们知道在查理父亲统治时期制造不少麻烦的那些老清教徒到了17世纪40年代已经所剩无几。曾在17世纪30年代反对查理财政政策的法官们也已经70多岁。但假如查理在1639年没有战胜而归,(我们还可以合理地假设)并贬黜了那些应对这次远征负责的人,或许那些老人们还有时间对他进行最后一次责难。对“教皇的阴谋”的恐惧实际上是危言耸听,并且很快就在三十年战争于1648年接近尾声时消失了。但这种恐惧的顶峰出现在1639~1640年,当时天主教看上去在欧洲大陆很有可能赢得胜利。而且,反对征收造船费的律师们会抓住查理撤军的机会,再次发起抗议,反对不经议会同意提高税收的做法。即使一枪未发,远征苏格兰的耗费也会超过财政部的预期。当然,假如查理能够依靠伦敦的贷款来支付这次失败的远征所耗费的额外成本,问题可能就不那么棘手了。不过,如果在苏格兰失败了,查理与伦敦的关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他只有两条路:要么重新召集议会,要么放弃个人统治。
  对任何一个持历史决定论观点的人来说,这种退让的结果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早已习惯地认为斯图亚特王朝成功地压制了清教徒与柯克在法律上的保守主义。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查理能安然渡过苏格兰危机,使自己的统治又延续了20年,其间维持了国内的宽容氛围和对外的和平关系(这使得人们将这个时代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正相反,假如他在苏格兰失败,就将导致爱尔兰也出现类似的统治危机。一些作者甚至提出,这也许会导致在17世纪40年代爆发一场成熟的议会反抗,并使得英国陷入血腥的内战(在此前几十年里,欧洲一直在受到这种内战的折磨)。假如个人统治的反对者能够通过议会的形式找到了表达不满的平台,查理的哪个大臣将首当其冲遭到他们的攻击不言而喻,那就是大主教劳德和斯特拉福德伯爵。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象,王室与议会目标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彻底的反叛。
  有时被误称为“斯图亚特专制主义”的结果已经引发了人们很多讨论。政府的批评者们(尤其是北美那些保守的清教徒殖民者)声称,威斯敏斯特议会的相对衰弱标志了“自由”在英国的终结,他们也不厌其烦地(错误地)预言劳德有一天会再次把“教皇制度”引入国教。不过,恰恰是因为“君临议会”这个刻板的权威教条的式微,让斯图亚特家族能够有效地处理18世纪扩张时必然出现的政治“过分扩张”问题。斯图亚特政体与哈布斯堡并无很大不同,事实上,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相比,它的体制相对松散很多。尽管17世纪40年代的老一代人满心忧虑,但查理的儿子即位后并不反对伦敦、爱丁堡和都柏林的议会渐渐增强的作用。
  然而,正是斯图亚特王朝统治“非专制主义”的本性,使它具备了一定的复原力和灵活性。所谓1660年议会的“重建”,并不意味着回到詹姆斯一世统治下的糟糕日子,当时英国下院里挤满了试图抑制王室特权的清教徒。在17世纪60年代,议会里已经产生了新的一代,对他们而言,那些日子早就是过眼云烟了。尽管对于查理帝国的边界问题仍然意见纷纭(如果换个场合,这足以导致公开的战争),但在让步与胁迫相结合的明智处理下,局面并没有失控。在苏格兰,低地加尔文派和高地天主教徒之间的对抗有时几乎近乎内战,对此,詹姆斯二世仿效他的父亲,向统治苏格兰议会的贵族下放了可观的权力。而当誓约派试图复兴“古老的事业”时,他的孙子查理·爱德华于1745年在卡洛登给了他们决定性的一击——仍然坚持天主教信仰的高地部族对他给予了热忱的支持。爱尔兰则得到了更多的自治权,尽管阿尔斯特的新教居民和爱尔兰其他地区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之间,也有着类似的紧张关系(自17世纪40年代以来,开放的宗教政策让天主教徒和苏格兰部族一样也从中受益)。
  不过,斯图亚特王朝政策最有成效的地方是在美洲。一些激进分子(主要受到法国的自然法则观念的影响)也许会提出批评,认为不断增加的殖民地不应该坚持向一个遥远的英国王室表示效忠。但很多美洲人都同意曼斯菲尔德勋爵的观点,认为殖民地与英国保持的关系就应该“像苏格兰看待英格兰那样”。用丹尼尔·伦纳德的话来说,谈论对国王的反抗“对美洲历史来说比巫术更丢人现眼”。来自加拿大法国人的持续威胁(1763年沃尔夫在魁北克失败后,《巴黎和约》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确保了美洲与英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一致立场。无论如何,正如176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观察到的,14个殖民地之间的争执,比它们与遥远伦敦之间的分歧更多,因此在1754年,在帝国内部成立一个殖民地联盟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响应。
  七年战争结束后,征税问题的确引发了巨大的摩擦,尤其是1767年的印花税法和“汤森法案”。1769年5月1日,内阁投票以微弱优势通过了撤销这些法案以平息殖民地的抗议,其中还包括了特别不受欢迎的茶叶税。如乔纳森·克拉克所认为的,这似乎证明了“实质代表制”原则的真理性,用托马斯·惠特利的话说,这种原则认为议员们不仅代表自己的选民,也代表“大不列颠的平民百姓”——其中还包括北美的殖民地人民。
  1776年,当坚决主张脱离英国的人们拿起武器时,伦敦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先是豪在长岛和特拉华击溃华盛顿的军队,然后伯戈因战胜萨拉托加的反叛者,最后在华盛顿失策地攻击纽约后,伦敦获得了胜利。这场胜利确保了可能会升级为内战的一场叛乱被扼杀在摇篮里。
  但如果政府没有这么做呢?假如它在18世纪60年代仍然坚持征收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不受欢迎的税种,情况又会怎样呢?一些历史学家大胆地提出,北美为了独立也许会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就像差不多两个世纪前荷兰联合省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脱离出来那样。假如英国在平息叛乱时不够坚决和成功呢?想象查理三世(1766~1788年)丧失他的美洲殖民地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就像克拉克表明的,这也并非不可能发生。
  当然,18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地理上的广阔领土并不能掩盖它在经济上的相对衰弱:不列颠岛屿和北美的顺从,毕竟部分是用低税收的代价换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图亚特王朝才不可能在北美完全地消除法国人的威胁。法国在北美与其他海外殖民地的成功,极大地巩固了波旁王朝的君主制统治。路易十六时期行政的腐败,导致君主的权力渐渐遭到破坏,这种破坏不仅是相对议会(实际上在18世纪70年代议会就已经消失了),也是相对巴黎的平民来说的。由内克尔实施的经济改革结束了这个局面。和在英国一样,18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众在公共生活中成为了显著因素,在食物匮乏时期还曾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由于缺乏某种针对王权的制度要求(哪怕是像英国这种有限的议会制度),他们最多只是为了获取便宜的面包而暴动,尽管名义上是为了“自由”。1830年,方式相同而相对无力的城市抗议再次出现;1848年,城市抗议在整个欧洲大陆重现。不过,由于法国中部和北部的日益工业化,与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的跨洋贸易使得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世纪下半叶,没有再出现民众的政治抗议。考虑到19世纪的经济发展,如果再去想象18世纪90年代针对波旁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会出现怎样一种成功的民众叛乱,只会徒劳无功。
  无论如何,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宗教复兴的程度,而非为了面包发生的骚动。在英国,宗教的复兴是以相对保守的卫理宗形式出现的。在爱尔兰、波兰和苏格兰北部,则出现了意义重大却不那么为人注意的天主教信仰的复兴。但在法国和西班牙,则不时发生毁坏偶像活动(1905年、1915~1916年的俄国也有同样的现象出现)。而在中欧,卡尔·马克思以其灾难正在逼近的预言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但他们并不都是犹太人。1847年他被美因茨当局逮捕,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著作很少能通过当时严厉的审查,但他间接影响了俄国一些东正教徒,尤其是列宁。他的兄弟由于在1881年参与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失败被处决。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行动成功,亚历山大那个极端保守的儿子就会即位,而俄国的代表议会(杜马)的建立则会因此延后几十年。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喜欢强调,事实上以物质为基础来划分“阶级”在这种人民运动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在面临为食物而爆发的骚乱与宗教狂热崇拜时,欧洲的君主制国家有两种应对方式。第一种,他们会尝试就治安与行政管理建立更复杂有效的形式。第二种,他们会和过去一样,通过鼓励移民来把国内的问题转移到国外。
  不过,第一种策略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更强的集权倾向,结果所引发的对中央集权的反对成了最强烈的政治呼喊。一方面,中央集权论者和联邦制支持者都支持提高政府效率,不仅要求集中控制的警察军队与行政机构,还要求中央集权下的税收机构和银行系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求实行通用货币。另一方面,所谓的“排他主义者”或者说州权维护者想要捍卫他们所认为的传统“自由”。(那些少数热衷法国哲学的人,试图将自己的立场定义为“自由的”或“保守的”,但很快他们就显得过时而古怪。)中央集权论者和排他主义者之间的传统对抗也出现在了英属美洲,集权论者(主要出于宗教原因)希望看到整个美洲大陆对奴隶制的废除,而州权维护者则反对对各州各种传统自由的侵犯。
  结果,尽管伦敦的不列颠政府努力在双方间进行调停,冲突还是演变成了内战。不过,由于这类冲突太过频繁,帝国的影响最终使得局势更有利于排他主义者。李将军在葛底斯堡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帕默斯顿和格拉德斯通促使北方各州接受了妥协方案,即黑奴被正式解放但没有政治权利(这与当时俄国农奴大体相似);而亚伯拉罕·林肯的权力则大受限制。这个方案在1865年4月被正式同意,尽管约翰·布赖特和本杰明·迪斯雷利等北方的集权论者和“帝国主义”支持者对之大加挖苦嘲讽。事实上,迪斯雷利曾预言,不自由的劳动制度被默认的持续从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而这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判断。不过,他也有正确之处,即双方都不会完全忘记内战中的两极分化。如他所言,战后美国的南北分裂日趋严重。
  在格拉德斯通及其继任者试图处理爱尔兰的南北分裂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里,问题不仅仅涉及经济(正如在美国,北方实行工业化,南方则以农业为主,尽管他们依赖的是贫穷的农民而不是奴隶),而且也涉及宗教,这主要是因为17世纪苏格兰加尔文派对爱尔兰北部的殖民化。在爱尔兰其他地区,以都柏林为基础建立的教会(劳德实行改革后)与信仰天主教的农民之间出现了更深的裂隙。正如在美洲那样,不断的中央集权化倾向,促使该地区进行抵制进而出现冲突。随着爱尔兰议会力量的增强(在18世纪90年代格拉顿的影响下的稳定趋势),阿尔斯特的新教徒开始害怕自己传统的宗教自由受到威胁。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内战,格拉德斯通提出了对北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建议——在贝尔法斯特为6个新教信仰为主的郡建立一个独立议会。但这遭到了爱尔兰总理约翰·雷德蒙德的严词拒绝。他认为没有理由让都柏林政府放弃对繁荣北部的控制。伦敦的帝国主义者约瑟夫·张伯伦等人也强烈地反对这个提议。正如阿尔文·杰克逊指出的,直到1912年,阿斯奎思政府才得以实现北爱6郡的有限的地方自治;而且即使是这种有限的自治措施,也引发了天主教信仰的爱尔兰志愿军与新教信仰的北爱志愿军之间的暴力冲突,迫使英国进行军事介入。
  19世纪君主国乐意采用的第二种政策——移民,则导致了极其不同的复杂局面。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上百万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俄国人都受到鼓励离开故土。俄国人大多东移至西伯利亚。但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最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无疑是北美。不过,盎格鲁–美国人与法国–加拿大人都对外国大量移民的迁入怀有敌意。这对爱尔兰和苏格兰人来说并不是问题(有意思的是,法国人并不是心情急切的移民)。但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则发现压根儿没有适合自己迁移的殖民地。部分出于被伟大的全球性帝国排除的感觉(以及中欧政府非常担忧农村人口增加的社会后果),19世纪中期的中欧政治出现重大转变,甚至改变了中欧的版图。
  其中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就是奥地利和普鲁士达成协议以解决双方的历史分歧,改革神圣罗马帝国,使之更接近于西欧国家——也就是说,实行拥有一个帝国首脑的、相对分权的联邦制。经过长时间辩论,双方最终在1862~1863年签署了协议,当时的奥地利国王弗伦茨·约瑟夫提出的计划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支持。威廉不顾憎恶奥地利人的首相俾斯麦的劝告,接受了改革后由弗伦茨·约瑟夫成为帝国的皇帝,条件是奥地利外交大臣永远是普鲁士人——这个让步让俾斯麦迅速改变了态度。结果是哈布斯堡王朝有效地将帝国从伦巴第扩张至吕贝克,从美因茨扩张至梅梅尔——尽管他们在扩张后的帝国里就如英国在美国一样,很多方面的权力都是概念性的,并不是很切实。
  在1854~1955年克里米亚战争与1878~1879年保加利亚战争中,英、法为阻止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接管奥斯曼帝国进行的战争,让这个“改革的时代”进展得更为顺利。只要俄国无法控制黑海海峡,德国皇帝就不会反对古老的皮埃蒙特王国和塞尔维亚王国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扩张自己的势力。“爱国主义”(即对自己历史上王国的忠诚感)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活力的源头。一小部分基于语言和文化要求新的“国家”忠诚感的知识分子很少被注意到,尽管现代一些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认为他们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在这个过程中,最后的输家是法国。俄国在保加利亚失利之后,凡尔赛宫有些人幻想能与英国建立永久性的同盟关系。不错,对于新生的德意志帝国,英国外交部还抱有深刻怀疑,尤其是德国开始实施海军建设与获取殖民地的计划时,它被看做是对英国海上霸权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英德联盟的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但由于英国对法国历来有着敌意(英国始终对失去加拿大耿耿于怀),同时张伯伦等帝国主义者在日益认为英国治下的美洲与德国治下的欧洲在文化和经济上有着自然的相近,康邦兄弟等亲英派法国人的希望随之破灭。波旁王朝转而投向了罗曼诺夫王朝(也许这是两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在外交上的自然趋合)。在大多数英国政治家看来,对法国而言不幸的是,法俄同盟仅仅是进一步印证了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王朝对“包围孤立”的忧虑。皇家海军很容易维持它对德国舰队的优势地位,而且英、德两国在殖民地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摩擦,因此伦敦方面很快就不再担心英、德之间会产生对抗。相比之下,给英国的利益造成更大威胁的似乎是俄国在亚洲的不断扩张。
  俄国和法国在军事上的准备,无疑直接威胁到了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德意志帝国的安全。这个帝国在结构上高度松散,在劳动力上也缺乏可以匹敌邻国的资源。正是俄、法的威胁,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大陆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可能。当然,英国外交和军事圈子中,始终存在有影响力的人物认为英国应该与俄、法结盟,以便阻止德国对英国日益增加的威胁(这种看法令人难以置信)。恐德派的英国人诸如艾尔·克罗、始终在敦促英国对法国作出某种大陆承诺,在帝国主义党派的领导人中也不乏持这种看法的人。但是,1905年开始掌权的地方自治党中,亲法派为数并不多。因此,当1914年8月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爆发时(表面上看是因塞尔维亚出现针对斐迪南的刺杀未遂事件而起),威尔士非国教徒和虔诚的地方自治主义者劳埃德·乔治提出的不干涉,赢得了内阁中压倒性优势的支持。这不仅反映了自由党一直以来的和平主义传统,而且也反映出英国人意识到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强加给德国的,因为俄国政府决定以军事而非外交形式解决问题(这一点在后来对俄国历史的研究中得以证实)。虽然地方自治派的外交大臣格雷与第一海事大臣丘吉尔先后辞职,这让阿斯奎思政府一蹶不振,但一旦国王最终同意博纳·劳手下的帝国主义者与丘吉尔、格雷组成政府,这些人也无法对大陆战争的结果形成什么影响。丘吉尔曾后悔地提到,在德国人赢得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时才派出英国远征军将“无关紧要,也为时已晚”;对维也纳而言,英国海军的制裁只是提出了一个警告——不要在法国海岸建立任何海军基地。
  1915年德国的胜利及随后的《凡尔赛和约》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对于战争爆发前就熟悉德国政策的人来说并不令人吃惊。除了对法国和俄国政府征收大量赔款以外,帝国外交大臣贝特曼·霍尔维格还创建了一个种海关联盟,包括了法国、尼德兰、皮埃蒙特和瑞典,还有德国自己。尽管形式上它只是一个实行对外关税统一化的自由贸易区,但这个新的组织很快就被英、美观察家称做“欧洲联盟”。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其特殊重要性在于说明了德国胜利后的军事影响很有限。为了回报在中非殖民地的获取以及英、美封锁的解除,贝特曼·霍尔维格同意正式承认法国北部和尼德兰的中立。在德国看来,这是一个很容易作出的让步,因为它从没有想要通过在英吉利海岸建立据点来威胁英国的安全。
  当然,假如英国如格雷和丘吉尔所愿,在1914年8月初就有效地介入战争,我们不太可能确定德国的战争目标会是什么。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英国的确制订了当德国入侵法国时向法国派出“远征军”的计划。但它们仅仅只是一些应急措施(可能的策略选择),而且正如战前英国政府反复声明的,他们没有对法国作出任何方面的承诺。有时候会有人提出,假如格雷受到哪怕些许的重视,大陆战争或许就能被避免,因为英国对法国的明确承诺可能会让德国人停止军事动员。但这种说法很牵强。一旦俄国人决定开始军事动员,德国人别无选择,也只能做同样的事。假如格雷能够说服内阁同僚们,他也最多只能派出远征军。考虑到远征军的规模,它最多只能阻碍德国人的前进(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在马恩河遭遇惨败),但这不足以击败德国。英国的介入只会拖延战争,有可能会让战争延长两年。
  对1914年英国参战的反事实假设,并不像我们原本以为的那样难以想象。事实上,当时伊万·布洛赫和诺曼·安杰尔等人已经在战争前充分想象了欧洲大战的可能结果。他们都认为这场战争的经济后果将非常可怕,所以它几乎不可能持久。7月危机时期,格雷自己也警告说,战争可能会导致出现1848年那样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危机。很多德国评论家则更进一步地指出,战争将颠覆“许多王位”。由于战争历时漫长,我们只能猜测哪个政权会首先崩溃。当时,布洛赫认为俄国也许会比它的敌人坚持更长的时间,因为它的人民已经习惯了比这还大的痛苦。还有不同观点,认为盎格鲁–美洲帝国优越的经济资源将决定性地导致德国的崩溃。最起码,现行的王朝统治都不得不面对史无前例的普遍不满情绪。即使是短暂的战争,也会让交战国作出重大的政治让步。在俄国和法国,在位君主们在1914~1915年的军事失败后都被迫退位。迫于贵族与将军阶层的巨大压力,尼古拉二世不得不让位于他那患有血友病的儿子阿列克谢。甚至在战胜国德国,战后时期德国中央集权党第一次被当做统治政党,让普鲁士的排他主义者备感恐慌。而在英国,将英国拖入战争却无所作为的帝国主义联盟被赶下了台,一个新的地方自治党在1916年的大选中胜出。
  幸运的是长期战争的经济恶果总算没有变成现实。正相反,1916年后,尽管商品价格下跌使得农业经济面临的压力日益增长,但工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此外,1913年美国货币体制的成功改革,使纽约繁荣的金融市场得到了英国央行更为密切的监管——英国央行继续掌管着仍以复本位制为标准的全球货币体系。1920年,剑桥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被任命为英国央行行长(地方自治者以此来回报他《战争的经济后果》对格雷和丘吉尔的开创性抨击),从而开辟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货币政策时代。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所认为的,假如不是凯恩斯决定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反周期政策,1929年9月世界股票市场出现的小幅下跌也许就会演进成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
  从经济方面来看,凯恩斯正确地指出了英国在1914年的中立比无甚收获的军事介入要更可取。而且,假如英国正式同意采取贝特曼·霍尔维格请求的中立立场,也许就能在战后法、俄对德国的赔款中分一杯羹。不过,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来自特立独行的帝国主义者丘吉尔),对远征军没能及时阻止毛奇表示遗憾,并且郑重地表示未来英国将与扩张主义的德国发生冲突。
  这一次,丘吉尔是对的。德国从1914年开始就有所改变了。作为胜利的结果,正如贝特曼·霍尔维格所担忧的,权力不断地从君主及其官僚转向了政党:德国中央集权党和两个宗教党派(德国新教党和天主教中心党)。由于在1918年引入了比例代表制,小型的极端主义党派如奥地利煽动政治家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获得了与其规模不成比例的权力。希特勒的主张混合了反犹思想和新的异教信仰,并呼吁德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消除长久以来的分歧。新皇帝查理没能在政治斗争中阻止纳粹党执掌大权,希特勒在维也纳大展权术。随后,希特勒在1933年被正式任命为总理,此后德国国内与外交政策立刻发生了转变。
  英美政府并没有完全忽视德国侵犯的可能性。1931年,三位即将主导20世纪30年代的部长(北方的赫伯特·胡佛、南方的休伊·朗和苏格兰地方自治鼓吹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在长岛会晤,决定保持“充分”程度的国家安全水平以威慑未来可能的侵犯者。然而,他们对于维持帝国安全的问题并不上心。尤其是麦克唐纳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英伦各岛教堂的出席人数;1914年此人将战争看做是对上帝的冒犯,因此谈论帝国的问题对他来说其实会很尴尬。至于胡佛和朗,他们对外交事务毫无兴趣。1932年,胡佛的反对者在徒劳无功后曾抱怨,美国人忙着享受凯恩斯的“通货再膨胀”与酒精许可的放松,根本无暇顾忌德国和日本。“我们没什么可爱的东西,”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广播里说,“除了啤酒。”
  因此,当德国真的对英、美发起挑战时,它会发现它们并没作好准备。历史学家当然从没停止提出这样的疑问:假如能早点加强战备,是否就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这种思路没有考虑到任何独断的政策都可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现实的情况是,希特勒领导的集权者们能够将1916年建立的联邦欧洲转换为一个日益中央集权化的“领袖国家”,而完全不用考虑英、美的意见。首先,德语国家在1938年会自行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奥地利军队开进柏林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省份则被正式剥夺了它们的传统权利——这都发生在希特勒与英国新任首相克莱蒙特·阿特利(此人在1937年麦克唐纳去世后接任首相)的高峰会议之后。其次,1939年,德国人转向欧洲联盟的其他国家。波兰在1939年9月被分割,其西部的省份被德意志帝国吞并。第二年,法国和意大利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过,没人预料到德国在占领巴黎后会立刻进攻英国。实际上,希特勒一直都在暗中为此作准备,因此到5月下旬有大量船只集中到了马斯河与斯凯尔特河河口。当德国海军发动进攻时,皇家海军那些老旧的驱逐舰(有些还是丘吉尔在海军部的时候开始服役的)被彻底击垮。面对德国海军以及新型的优良武器(包括英国不熟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坦克),英国完全失去了招架之力。5月30日,德国的13个师全部登陆,轻易通过了伦敦第一师在谢佩岛和拉伊岛的关键防线。6月7日,德军到达了伦敦郊外。
  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曾反复提出和谈的建议,在进攻前又再度提起。假如英国早点接受希特勒的建议,这场灾难是否就能避免?一些历史学家也提到了这一点,而且当时英国也的确有不少有影响力的人呼吁与德国进行谈判。然而,有证据清楚地表明,希特勒的提议并不真诚。从1936年开始,他就在一直在研究如何摧毁英国的力量,等待的只是发动进攻的时机。还有一个同样合理的反事实假设,即英国在1939年提前发动进攻——也许是对波兰。当然,这是丘吉尔的主张。但当时这么做对英国来说似乎是极危险的,不仅是因为英国在军事上并没作好准备,而且德国在分割波兰不久之前刚与苏联政府签订盟约。
  那么,其他那些假定对德国的一切抵抗都徒然失败的反事实设想又如何呢?当然,对占领军的持续抵抗比简单的默认(比如海峡群岛)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另一方面,丘吉尔与伊登在大西洋彼岸建立的“自由英国政府”,也受到了普遍支持。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不顾一切地响应战争的号召。他们中极少人有战斗经验,拥有正常装备的人更少;但他们仍能够坚持以游击战的方式反对占领者。在德军的报复中被枪杀的人质高达上千人。不过,流亡中的丘吉尔认为,只有这样的抵抗才能保证他得到美国总统和官员的支持。在那里,在位于北方的首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环境中,丘吉尔敦促美国全面发起战争。
  然而,对经历两次失败才当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英国似乎有一个合法的政府。而在德国的压力下,议会宣布爱德华八世的退位无效,他再次登上王位。劳埃德·乔治接受了首相的职位,将一批高层政治家招入自己的内阁,其中包括塞缪尔·霍尔和巴特勒。当然,这个政府明显会屈从于占领军当局、英国的纳粹党高级军官布劳希奇将军的军队。当他抵达英国后,首先就是按照那个臭名昭著的“黑名单”将2000多名政治上的可疑人员纳入“保护性监管”。然而正如安德鲁·罗伯茨所表明的,在新的总裁威廉·乔伊斯指导下的BBC广播,其宣传相当有成效。1941年,由里宾特洛甫和劳埃德·乔治签订的《英德友好条约》,最终让英国成为了欧洲的一个岛。英国加入了新的“德国–欧洲联盟”,从地理上看,这显然比此前跨大西洋的大英帝国更为合理。无论如何,罗斯福都不会想在大西洋发起对德国海军的战争。
  但是,当日本人对英属亚洲地区展开攻击,横扫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时,丘吉尔就不得不再次思考了。“假如日本人攻击了珍珠港会怎样?”丘吉尔在他对美国众议院的著名演讲中(提及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海军基地)这样提问。他还预言式地提出警告,假如美国不行动起来,一道跨大西洋的“铁幕”即将落下。他还指出,据“自由英国”的情报透露,德国的军备暗示着将来会出动海军和空军向美国发起进攻。
  不过,在欧洲战胜德国的关键还在于东欧。激进右翼势力与德国保守党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向东欧和俄国进行扩张是战胜美国的前提。事实上这一点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俄国人完全有理由怀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赋予他们对从属民族的控制权。而政府面临的真正问题实际上与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威胁的问题是一样的——非俄罗斯民族日益增长的对帝国政府强权的敌意。
  当然,在1916年,德国人已经通过赋予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以名义上的独立,开始了沙皇俄国的分裂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其他地区(主要是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开始要求更大的自治权。讽刺的是,政府向少数民族作出折中与让步的最强烈反对者本人就是格鲁吉亚出身。但人们忽视了斯大林提出的预警:残余的俄帝国将要毁在恶魔般的外国破坏者手里——很多人认为这是指德国的第二轮进攻。1941年6月,德国人发起巴巴罗萨行动。正如斯大林所担心的、占领区域新长官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所希望的,非俄罗斯民族倒向了德国人。德国将白俄罗斯变成了保护国,同时还建立了高加索联邦和克里米亚的新穆夫提组织。哥萨克人、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都被收编入德国军队。至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人和卡拉恰伊人,德国人给了他们极大的政治自主权。
  如迈克尔·伯利所说,罗森伯格的政策并不完全合希特勒的意,更是引起了党卫军元首希姆莱的不满。但显然他们关于东欧民族转换(包括大量人口迁移)的梦想会大量地消耗德国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德国计划中的对美国的战争至为宝贵。只有希特勒最憎恶的人种——欧洲的犹太人遭到了强制迁居和大量的屠杀。当然,多少年来德国当局都否认曾经执行过种族灭绝政策。由于缺乏切实证据,那些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到“死亡集中营”的人无法让人们相信这是事实。直到1952年德国最终被击垮,考古学家们才有机会发现奥斯威辛、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等死亡集中营存在的证据。令人震惊的是,德国实行对犹太人的可怕屠杀并没遇到当地非犹太人的明显反抗,德国的战备也并没受到丝毫影响。事实上在一些集中营(尤其是奥斯威辛)里,囚犯还被法本公司这样的大型工业企业当做奴隶使用。犹太人囚犯(其中包括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也被利用来制造德国的原子弹。希特勒认为这种武器会让他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假如希特勒一直活到德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那一天,我们很难说会发生什么。很有可能德国会拿原子弹来对付美国。还好这一切没有成为现实。那些德意志第三帝国“巨兽”的、被流放的反对者已预言过它的崩溃,他们相信它最终会由于内部的矛盾而分崩离析。然而,尽管第三帝国向东扩张的过程颇为混乱,但东线政策的激进并非其自我毁灭的先兆。正相反,希姆莱的崛起及他对占领政策的有效接管,给胜利的帝国带来了一种可怕的特殊能量。我们可以假想,真正导致第三帝国灭亡的是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的死亡——被一个叫冯·施陶芬贝格的贵族军官放在东部前线指挥部的炸弹炸死(1)。随后的政变遭到了希姆莱党卫军与那些相信戈培尔认为希特勒仍然活着的军队的顽强抵抗。但是,当时厌战情绪已经非常普遍,德意志帝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漠然接受了新的政权。实际上那些仍然忠于传统宗教信仰的人很欢迎赫尔穆特·冯·毛奇提出的“克莱骚”新宪法(得名于最初草拟宪法的地点),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就是恢复希特勒以前德国的旧联邦体制。毛奇决定与美国进行谈判寻求和平,受到了公众的欢迎,尽管此前与他一起谋反的战友尤其是哈塞尔对此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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