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选(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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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散文选(全2册)
豆瓣评分:★★★★☆ [免费]
本书选录从《尚书》到《吕氏春秋》等十七部著作中二百二十余篇作品,选录原则兼顾文学性、可读性和代表性,对每部著作列出简要解题,对每篇文章加以注释和句意串讲,为大众阅读先秦散文提供了一个较为方便的选本。

本书注释由董洪利、张量、方麟、李峻岫四人承担,包括全文文意概述、难字难句解析、生僻字注音、重要异文等,力求言简意赅,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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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详情
  《先秦散文选》选录从《尚书》到《吕氏春秋》等十七部著作中二百二十余篇作品,选录原则兼顾文学性、可读性和代表性,对每部著作列出简要解题,对每篇文章加以注释和句意串讲,为大众阅读先秦散文提供了一个较为方便的选本。本书注释由董洪利、张量、方麟、李峻岫四人承担,包括全文文意概述、难字难句解析、生僻字注音、重要异文等,力求言简意赅,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提供便利。
作者简介
  董洪利,1948年生,1972年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在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古籍的阐释》、《楚辞集解》、《孟子研究》,主编《古典文献学基础》等。
  张量,1976年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师从董洪利先生,研究先秦两汉学术史、文献学、训诂学。毕业后进入中国新闻社工作至今,现为中国新闻社特稿中心副主任,主任记者。
  方麟,1973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硕士、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后,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在CSSCI来源集刊发表论文4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篇,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千字文注译》,主编清华国学书系《王国维文存》,《光荣的传统——孟子十二讲》,参编《大学语文》等。
  李峻岫,1977年生,1996年至200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科试验班暨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孟子学术思想史研究。著有《汉唐孟子学述论》,已发表《〈孟子〉疏作伪问题考论》、《试论韩愈的道统说及其孟学思想》、《石介交游考》等多篇论文。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尚书
盘庚上[1]
无逸[1]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1]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1]
齐伐楚盟于召陵(僖公四年)[1]
秦晋韩之战(僖公十五年)[1]
晋公子重耳之亡(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1]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1]
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1]
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1]
子公染指于鼎(宣公四年)[1]
祁溪举贤(襄公三年)[1]
子罕以不贪为宝(襄公十五年)
吴季札观乐(襄公二十九年)[1]
晏子不更旧宅(昭公三年)[1]
国语
邵公谏厉王弭谤[1]
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侈[1]
臧文仲如齐告籴[1]
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1]
优施教骊姬远太子[1]
灵公使嚆麑杀赵宣子[1]
祁奚荐子午以自代[1]
叔向论忧德不忧贫[1]
伍举论台美而楚殆[1]
王孙圉论国之宝[1]
越王句践命诸稽郢[1]
论语
学而第一(选三章)[1]
为政第二(选八章)[1]
里仁第四(选四章)[1]
公冶长第五(选四章)[1]
雍也第六(选四章)[1]
述而第七(选六章)[1]
泰伯第八(选三章)[1]
子罕第九(选四章)[1]
乡党第十(选二章)[1]
先进第十一(选一章)[1]
颜渊第十二(选二章)[1]
子路第十三(选二章)[1]
卫灵公第十五(选一章)[1]
季氏第十六(选二章)[1]
阳货第十七(选二章)[1]
微子第十八(选一章)[1]
尧曰第二十(选一章)[1]
老子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章(第二章)[1]
天长地久章(第七章)[1]
三十辐共一毂章(第十一章)[1]
宠辱若惊章(第十三章)[1]
古之善为道者章(第十五章)[1]
曲则全章(第二十二章)[1]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章)[1]
将欲歙之章(第三十六章)[1]
名与身孰亲章(第四十四章)[1]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章)[1]
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章)[1]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章(第六十六章)[1]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章)[1]
天下莫柔弱于水章(第七十八章)[1]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章)[1]
孙子
计篇[1]
谋攻篇[1]
形篇[1]
势篇[1]
虚实篇[1]
孟子
孟子见梁惠王章[1]
寡人之于国也章[1]
齐桓晋文之事章[1]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章[1]
王顾左右而言他章[1]
闻诛一夫纣章[1]
邹与鲁哄章[1]
夫子当路于齐章[1]
天时不如地利章[1]
滕文公问为国章[1]
有为神农之言者章[1]
公孙衍张仪章[1]
戴盈之曰章[1]
离娄之明章[1]
不仁者可与言哉章[1]
君之视臣如手足章[1]
仲尼亟称于水章[1]
齐人有一妻一妾章[1]
咸丘蒙问曰章[1]
富岁子弟多赖章[1]
无或乎王之不智章[1]
鱼我所欲章[1]
舜发于畎亩之中章[1]
孔子登东山章[1]
民为贵章[1]
孔子在陈章[1]
墨子
所染[1]
尚贤上[1]
尚同上[1]
兼爱上[1]
非攻上[1]
耕柱(节选)[1]
鲁问[1]
公输[1]
管子
牧民第一[1]
权修第三(节选)[1]
枢言第十二[1]
霸形第二十二(节选)[1]
小称第三十二(节选)[1]
四称第三十三[1]
庄子
逍遥游(节选)[1]
齐物论(节选)[1]
养生主[1]
大宗师(节选)[1]
骈拇[1]
马蹄[1]
秋水(节选)[1]
至乐(节选)[1]
寓言(节选)[1]
列御寇(节选)[1]
天下(节选)[1]
商君书
更法[1]
开塞[1]
荀子
劝学[1]
荣辱[1]
非十二子[1]
儒效(节选)[1]
王霸(节选)[1]
天论(节选)[1]
正名(节选)[1]
性恶(节选)[1]
韩非子
孤愤[1]
说难[1]
和氏[1]
说林上[1]
说林下
内储说上七术(节选)[1]
难 一(二)[1]
显学[1]
战国策
苏秦始将连横[1]
楚绝齐齐举兵伐楚[1]
秦王谓甘茂[1]
邹忌修八尺有余[1]
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1]
昭阳为楚伐魏[1]
齐人有冯谖者[1]
齐宣王见颜斶[1]
荆宣王问群臣[1]
庄辛谓楚襄王[1]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1]
秦围赵之邯郸[1]
赵太后新用事[1]
魏王欲攻邯郸[1]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1]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1]
赵且伐燕[1]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1]
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1]
卫人迎新妇[1]
礼记
曾子易箦[1]
公子重耳对秦客[1]
杜蒉扬觯[1]
苛政猛于虎[1]
不食嗟来之食[1]
晋献文子成室[1]
赵文子观于九原[1]
学记(节选)[1]
乐记(节选)[1]
晏子春秋
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1]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逊,晏子谏[1]
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子谏[1]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谏[1]
景公欲杀犯所爱之槐者,晏子谏[1]
景公冬起大台之役,晏子谏[1]
景公猎逢蛇虎,以为不详,晏子谏[1]
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1]
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称不敢与[1]
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1]
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晏子对以橘[1]
吕氏春秋
重己[1]
尽数[1]
论人[1]
适音[1]
禁塞[1]
精通[1]
务本[1]
孝行[1]
贵因[1]
察今[1]
去宥[1]
疑似[1]
察传[1]
贵直[1]
主要参考文献
前言
  前言
  说到先秦散文,人们脑海中立即会跳出“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等字眼,遥想着诸子著书立说、相互辩难的盛况。那个时代因与我们相距太远而产生了不可言说的美感,令后人无限神往。很难想象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会产生如此辉煌之文化。先秦散文既以其恢宏阔大之气象创造了中国散文史上的高峰,又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蕴藉成为后世文学发展的源头与典范。历代文学运动似乎总要到先秦找到老祖宗,才感觉腰板硬朗底气充实。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无论是唐宋古文运动还是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以先秦散文为创作的灵感源泉和摹仿对象。如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云:“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一
  先秦散文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和深远影响,并非空无依傍,而是渊源有自。如果从先秦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追溯先秦散文的渊源与嬗变,就必然要上溯到中国的巫史传统。鲁迅先生曾云:“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汉文学史纲要》)先秦的殷周时代是神权和政权合一的时代,宗教祭祀是国之大事,言辞的运用也就大多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巫、祝、卜、史等神职人员,作为神权和王权沟通的媒介,负责占卜、祭祀等宗教事务,同时他们也通晓文字,掌管着国家的文书、档案、历法。他们作为当时的智识阶层,是知识文化系统的主要承担者。今天我们所见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周易》中的卦、爻辞,即是殷周巫史所作的记录。从中已大略可以窥见先秦散文的雏形。如《卜辞通纂》第375片:“癸卯卜:今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句式整齐,修辞意味浓厚,颇具回环之美。其时巫史不分,史官的职务最初也是宗教性的,后来才逐渐分化出来,专门负责记录君主言行、国家政事以及保管文书档案等。如《汉书·艺文志》所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因“凡有关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而史官逐渐成为“智识之中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因此,由巫史传统遂孕育出一种“巫史文化”或“史官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文体也就是史传散文。《尚书》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上古政令档案的汇编文献,可以视为我国早期史传散文的典范。其以记言为主,兼以叙事,语辞古奥典雅。虽然已经后人整理,但还是较忠实地反映了早期史传散文的原始风貌。其后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是由此一系发展下来的史传散文。
  此外,兆源于史官文化而又独成一系的则是后起之诸子散文,包括春秋时的《老子》、《论语》、《孙子》以至战国孟、庄、荀、韩等诸子百家。之所以说诸子散文也是兆源于史官文化,是因为诸子百家之产生乃根源于史官文化的下移。
  如前文所述,殷周时期,王朝的史官乃是“智识之中枢”,文化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即“学在官府”。随着西周王朝的衰微以及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争霸,统治者对文化的垄断逐渐被打破,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那些原先在周王室或诸侯国任学官的人,因为邦国动荡,散而之四方,专门之学遂流传于世。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诸子出于王官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其云某某家出于某某学官虽未必可信,但云诸子之学渊源于王官之学,则是确论。《论语·微子》里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从周王室乐官流落四方可以窥见礼崩乐坏、文化下移所带来的文化革新局面,这最终促成了诸子思想学术的发达及散文创作的兴盛。从文化下移到“百家争鸣”,这其间的嬗变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必须提及的,即文化下移所引起的教育普及,士阶层的崛起及养士制度的兴盛,以及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空间。下面试分别论述之。
  关于文化下移所引起的教育普及。随着文化的下移,“学在王官”变成了“学在四夷”,私人讲学日渐兴盛,教育因此得到普及。私人讲学之风兴起于孔子。孔子出生在文化发达的鲁国,年十五而志于学,醉心于西周文化,尝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他敏而好学,精研《诗》、《书》、《礼》、《乐》,年五十还想学《易》。《诗》、《书》、《礼》、《乐》、《易》“五经”本是周代贵族修习的政典,经孔子的整理传布至民间,使官学得以普及。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并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这样就打破了社会等级的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孔门弟子中既有贵族也有庶民,《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由于孔子对文化传播事业的热爱,中原文化得以广被四野。孔子开创了民间私人讲学的先河,其教育事业对文化的普及可谓意义重大。如钱穆先生所云:“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国史大纲》)同时代的如老子、墨子等亦讲学授业,波及四方。至战国时期,私学更为兴盛。诸子皆聚徒讲学,并形成了学派集团,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学术的争鸣和发展。
  关于士阶层的崛起与养士制度的兴盛。先秦诸子即是以士阶层为主的知识分子。士的产生有一个过程。西周时,士本是贵族阶级中的最末一个等级,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发生巨变,周代政治秩序逐步瓦解,宗法制度崩溃。原有的贵族阶级分化,一部分沦落至民间,形成新型的士阶层,即所谓“游士”。他们已不具备贵族的身份地位,而是因为拥有某种知识技能而成为新兴的文化或知识阶层。随着文化下移,教育的普及,士阶层逐渐膨胀,其来源除了没落贵族以外,还有逃亡贵族的后裔、庶民子弟及部分商贾。士可分为学士、策士、侠士、方士、食客等等,可以做大夫的家臣、家宰、门客,从事游说、游侠、卜筮、行商等活动。当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各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争我夺,不惜一切招徕人才,纷纷养士。同样,士人要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济世之理想,也必须有所依附,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养士制度一时大盛。战国时代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都是著名的文化保护人,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及秦相吕不韦更是号称食客三千。其中尤以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立最为彬彬之盛。史载齐桓公在齐国都城临淄西门附近的稷下设置学宫,招徕学士。齐威王、齐宣王时最盛,一时之选皆集于此。学士可自由出入学宫,或在稷下讲学,宣传自己学派的观点,与别派辩论或者批评国政。《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养士制度为士阶层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和自由论说的场所,培育了自由议论的风气,这就为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学士为主的一些士人,纷纷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互相辩难,针对当时的列国形势提出自己的政治或哲学主张,文章、著述遂大量涌现。他们各有其独立深刻之思想,风格多样,自成一家,是为诸子百家。《汉书·艺文志》将之概括为“九流十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墨、道、法等。
  关于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空间。百家争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具有开创性,文化极为辉煌的一页。春秋战国时期也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关于“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早在战国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就探讨过。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滕文公下》)庄子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篇》)尽管他们都慨叹“圣王不作”, “天下大乱”,但包括孟子、庄子在内的诸子百家又何尝不是在这种“道德不一”的“乱世”中才得以萌芽、发展起来的?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指出诸子百家“哲学的突破”,乃是起于文化秩序的“崩坏”,也就是对于“礼坏乐崩”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实际上,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仅起于文化秩序方面,更是根源于社会秩序方面。旧的宗法制业已崩溃,奴隶制度亦随之解体,这种社会秩序的巨变必然刺激思想的激烈变革。随着殷周神学桎梏的打破,人文思潮和理性精神日益勃兴。而其时新的大一统体制还未形成,还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学术尚未定于一尊,这就给人们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空间。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人们可以对旧有的思想价值体系进行怀疑、辩论,畅想驰骋,“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阐述各自对世道治乱的见解、哲思,因而有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思想的发展必见诸文字,这种“哲学的突破”最终也带来了散文创作的繁盛。如陈柱所云:“战国诸子,始各以其学术鸣。其所为文章莫非鼓吹学术之作……亦思以其学术救时者也。故此时代之文学,可谓为学术而文学,非为文学而文学者也。昭明所谓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也。然文学者学术之华实也,有诸中者形诸外。故此一时代为吾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而亦为吾国文学最灿烂时代。”(《中国散文史》)
  二
  以上是从先秦文化的大背景中对先秦散文的产生及其嬗变进行了追溯。具体到先秦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两个系统,又各有其发展阶段及特点,同时二者传承到后期还能互相影响,吸取长处。
  史传散文中,《尚书》《春秋》代表了其发展的早期水平,并由此奠定了史传散文以记言或记事为主的传统,即主要借助于历史事实和人物言行阐述史家的观点,而不是论辩说理。如孔子所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但此时的史传散文还不具备很强的文学性,尚局限于史官文书簿籍的形式。如《春秋》还仅限于提纲式的历史大事记的形式,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至战国时期,史传散文则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其原因也要追溯到文化下移所引起的政治、文化革新。如前所述,“天子失官”,王室的史官沦落至民间,各诸侯国都有了自己的史官,教育的普及也使私人修史成为可能。而社会政治秩序的急剧动荡与变化,则推动着各诸侯国的史官乃至私人去总结治乱兴衰的根源,这势必推动史传散文自身文体的革新与发展。史传散文不再局限于官修史书的旧有模式,无论是史笔还是文笔都更为自由娴熟。《左传》、《国语》、《战国策》可以看作此期史传散文的代表。《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系统史著。它以“言事相兼”,尤以叙事见长。刘熙载《艺概》中称述其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注意人物言行的细致描绘和情节的剪裁安排。在语言上既继承了史官简洁的笔法,又流畅生动。要之,《左传》无论在记言、记行,还是记人、记事上都有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其文学性已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史传著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也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但《左传》在总体上还是继承了史家“属辞比事”,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辞约意丰,以记叙为主,而非以思辨见长。而其后的《国语》、《战国策》则受战国剧谈雄辩之风的影响,史传叙事的面孔逐渐淡化,思辨论说之风日见浓厚,已颇近于诸子。如《国语》的一些篇章已有了长篇大论,侧重于说理分析,讲究辞采,多铺排渲染。尤其是《战国策》,汇集了战国游士的纵横谋策之术,文辞恢诡恣肆,酣畅淋漓,被誉为“文辞之胜”(李格非《书战国策后》)。它极具诸子散文的纵横气息,在风格上更近于子书。无怪乎后世著录隶属不一,或入于史部,或入于子部。其文学价值实则远大于其史学价值。其他如《晏子春秋》,是关于晏子生平、传说的汇编,表现出史传散文向传记文学的发展特征,被誉为传记文学之祖。
  诸子散文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春秋时期的《论语》、《老子》还是简短的语录体、格言式的,文句简约、精妙,颇具素朴之美。这是由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特点决定的。“老孔时代,正是中国哲学思想发育的初期,还没有走到诸子争鸣彼此辩论的时代。因此在他们的文字里,多是说明文的形式,而不是论辩文的形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随着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诸子散文的思辨性、纵横气逐渐增强,由语录体过渡到了论辩文、说理文,同时吸收了史传散文的叙事技巧和描写手法,运用寓言、譬喻等手法形成了说理形象生动的特点。在篇幅上也不断扩大,由零篇断简发展到皇皇巨制。其代表如《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另外,尚有《管子》、《商君书》、《礼记》等著作,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作,成书过程较为复杂,艺术风格亦较驳杂,但也各具其文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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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谷多文学网 先秦散文选(全2册) 本书选录从《尚书》到《吕氏春秋》等十七部著作中二百二十余篇作品,选录原则兼顾文学性  作者:董洪利 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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